专访时间：2009年7月3日
专访地点：西南林学院标本馆
专访记者：孟玲聿（志愿者）
专访摄像：王培文

嘉宾简介

　　廖兆明，1943年3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。1965年从中南林学院木材机械加工专业毕业后，一直在昆明木材厂（现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）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，先后担任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厂长、高级工程师、总工程师等职务。2003年退休后，继续在昆明西木木材研究开发公司做科研工作，同时被聘为西南林学院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客座教授。

　　工作期间，先后参与主持昆明木材厂年产5万立方米制材车间、年产2000吨湿法纤维板车间、年产15000立方米刨花板车间等项目的设计、安装及技术改造；同时开发的西南桦单板受到国内外行家的认可，也将云南省的西南桦由“杂木”变为了“珍贵材”；还参与筹建云南省与缅甸、老挝、泰国等国合作的木材加工厂及《云南省商业材簿木手册》等书籍的编写工作。

专访实录

　　中南林学院学习和生活情况

记者：请谈谈您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（原中南林学院）时的学习和生活吧。

廖兆明：谈起在大学时候的学习和生活，挺值得我们回忆的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60年代，我们毕业的时候是文革最后一期了，66年以后就开始文革了。在60年代那种特殊的环境下，当时选择上林学院，有个比较幼稚的想法。因为我们当时的社会条件，国家处于困难时期，大家吃饭要用粮票，上学也比较困难，经济收入都不怎么高，生活还是比较艰苦。当时我有个最原始的想法，像我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要富强起来，第一考虑是资源。有两种措施，一个是计划生育，减少人口，使人均的资源量比例有所增加；另一个是发展林业，因为它是再生的（资源），但是像矿产等很多资源用掉就完了。那时候，苏联在很多方面都对我们进行了制约，限制一些进口，国家当时很困难，但是没有资源，很大一部分依靠苏联。怎么样解决国家资源问题呢？减少人口，发展林业，再生资源。

　　所以就把上林学院、学林化专业，作为一个报考志愿。后来1968年进行院系调整时，因为当时生活更苦了，学校正在压缩，我就改为学木材加工专业。当时人们并不看好农林学院，大家都不怎么愿意上的一个专业。相对而言，生源、考试成绩比起其他学院都要低一点，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。我的学习并不费力气，成绩还可以。我上学上的比较早，去学校时我是班上最小的，他们都称谓我“老幺”，“老幺”就是最小的这个意思，所以受到很多照顾，哪怕在国家受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，同学们往往把东西都留给我吃，就像大哥哥、大姐姐的照顾我。想起这些往事，我都很感谢他们。当时的课程与现在基本差不多，木材学、专业课，如数理化、机械原理等。

　　60年代云南人造板产业概况

记者：您曾参与设计云南省第一条人造板生产线，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

廖兆明：当时我们搞木材行业的，特别在云南，我65年毕业以后，当时是为了（参加）大西南会战，我们一批同学都分到云南来了。我们学校有个森林采伐专业，两个班100多个人，在这里搞实习，结果一声命令，全部留在云南，一个都不能走。我们学木工的，是后来才赶来的，也是参加大会战。那时候很壮烈的。每天都在捡大木头往这边拉，简直是一个大搞森林、林业的样子，实际上是一种破坏，砍了很多原始森林。当时我们来的时候，整天都是车子、都是大木头往外省运。所以我们这个行业，以前就简单的看成一个“吃大木头”的行业。设备也比较简陋，像大带锯，就是两个轮子、一个锯条，大概有近百年的历史，都是这样的设备，没有多大的变化。到后面进行了不断地改进，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进，主要就是据木头，当时的木材加工，就是这么一个内容。

　　当我们毕业的时候，在我们国家有一些人造板的行业在起头。我们到厂后，第一条生产线是年产2000吨湿法纤维板生产线，当时是国家引进的第三条（生产线），对云南来说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人造板生产线。我们引进后，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半自动化，觉得很新鲜，好像我们的行业有一个神奇的过程，由简单的手工作坊变为了大机械、大规模的生产。当时人们对人造板不怎么理解，作为我们在这一行业的人，自己就感到很高兴了。我们终于进入到大机器、大规模的生产之中，有种自豪感，也比较有种乐趣，好像很光荣的样子。这是第一条，我们也在大机械化、大生产了，搞自动化流水线了。

　　设备当时特别是在这个行业，以前搞自动化的都比较少，而且又是第一条，在设备、工艺上碰到很多问题，所以也是很艰苦，把生产线维持下来了。因为我们国家人造板起步比较晚，当时国内2000吨湿法纤维板生产设备，也是自己制造自己做，主要设备是上海人造板机器厂生产的，在设计上有一些先天不足，后来经过自己的改造，对其进行了很多调整。

　　当时的培训，人造板就觉得在我们单位比较陌生，主要是到生产厂家——上海人造板厂去学习。大部分的力量都是靠我们自己培养，当时有一批转业军人，转业复员后大部分留在生产线上，他们成为了我们当时的骨干。技校或者大学生的分配还是比较匮乏，分不到多少人。

　　不同工作岗位转换的心路历程

记者：您在昆明新飞林人造板有限公司（原昆明木材厂）工作多年，从车间的技术员到企业的管理者，经历了多次岗位的转换，能否谈谈其中的心路历程？

廖兆明：这一段历程对我来说，也是很值得回味的。因为到了工厂以后，在那个时代，就是下车间当工人，我当过制材工，也当过电工。当时对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大家都不怎么理解，只认为成绩就是靠我们手工干起来的，并不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很活跃的生产力因素来考虑，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。

　　我21岁到木材厂，一直干到60岁退休，从来没有动过。记得当时进厂的时候，看到两个继电器，现在很简单，当时可能很复杂，或者几个行程开关，学到别人、外省的经验，做了一个跑车上的自动摇尺。所谓自动摇尺，就是遇到行程开关就停止，完成这个动作又可以松开，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水平。厂里认为这个人行，就这样一直把我推到了技术工作的最前沿，所以我一直在技术工作上干我的本行。作为自己来说，通过搞技术工作，当时和工人一起，后来和新分来的大学生在一起。往往我们都看到了国内最先进的水平，把国外国内的一些东西引进来，但是老实讲，让我们自己搞新东西，那时还有点能力不足，大部分都是借鉴，像我们工厂第一个自动摇尺机、第一台干燥窑、第一台用热油做盖子的机器、第一条刨切单板生产线、第一条刨花板生产线、第一条复合板生产线，……哪怕是很简单的，第一条扫去废的生产线，就是在生产中间把废物利用，都是我们厂先搞起来的。当时每搞一个东西，就有成就感，好像就为社会做了很大的事情。

　　当时工厂在那个时代，由于工厂领导变化都比较大，但是我在技术工作岗位上，一直都没有动过，一直在主管这个工作。主要成绩来源于同志们，因为在我的身边，有一伙扑在木材加工行业的学生和一群积极上进的工人，我们在一起搞新东西，都很有乐趣。之所以后面工作中有点成绩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与这些同志的支持，大家的互相支持、信任、理解是分不开的，当然还要感谢当时的领导，还有工厂全体同志的支持。现在说起来，可能与你们的历史背景不同，你们对我们当时的工作可能有些不理解，当时就讲究一个集体，功劳是党组织的，是人民的，是集体的。但是我们无怨无悔，就是来工作，有成绩就很高兴，大家在取得胜利后，都分享一份快乐。

　　在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在木材厂就觉得有条件，这个条件两方面，一个是工厂本身的条件，再一个是有一批同志在支持我。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当时把知识分子都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，我就被赶上了厂领导第一把手的位子，升官了，但实际上干不了。因为各方面的人才有其性格和能力，并不是很全面的，我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子。下来以后，作为一个工厂当时的人事管理制度，一个厂长没有犯错误，下来给你平调一下，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当厂长或区长。当时林业厅给我下了调令，李贵厅长带我在外面参观、到国外去学习，他就很想叫我去。当时厂里、市里，都希望我留下来，因为我技术比较全，我就留下来了，降一级也没什么关系，大家干的有乐趣。不管工厂怎么变化，领导怎么样迭变，我依然在我的工作岗位上，干我喜爱干的事情，和同志们一起干，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，也很快乐。

　　在国外，看了别人的东西，感到自己比较落后。到西方国家去，看到他们整个的生产水平，就感觉我们的差距很大。当时我们就考虑，站在高起点学习国外的东西。我们上次引进的一条刨花板生产线是芬兰的，有几个专利，在铺装上面，叫做多级筛专利，是世界上最新的一种铺装手段。我们决定就引进它，但是争议很大。后来我们考虑，有人介绍一些老牌的我们国家比较熟悉的厂家，但是我们看这家的技术确实先进，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他的（设备）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们木材厂的刨花板，之所以能够维持现在的水平，之所以我们的产品新飞林刨花板是一款名牌，与当时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。现在几乎所有国内的铺装都采取了这种形式，但是我们走的先一步，就得到一些好处，产品出来后马上就占领了市场。

　　企业与高校产学研合作经验

记者：您多年来一直与西南林保持合作，能给我们谈谈企业与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、如何才能做的更好？

廖兆明：也许我在工厂里待的时间长一点，所以我把工厂的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，往往和学校的合作中，首先我要考虑这个项目对工厂有没有经济效益。在这点上，因为我考虑工厂的经济效益，所以对工厂我很容易做通工作。我是代表工厂的经济效益与学校谈判、发生关系的，所以工厂有些决策，有些人力和财力调动，都给了我比较大的权力。因为全部是为经济效益这个目的服务。工厂就很大方，也舍得花钱、下力气。但是我和学校接触比较多，我对学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。我总是想把学校里的科研成果或新的东西，怎么样地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应用。这个工作的完成，如果是一个在学校的老师，不知道工厂的情况，就比较难。相反，总是待在工厂的同志，要了解学校的一些新的东西，又要一个过程。我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林学院不管老师同学都有很好的私人感情、很多的交往，又和我们工厂的这些技术工作人员共同工作、比较合作，所以我在厂校合作上，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　　学校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，但是工厂有其实际情况，特别对我们省内来说，很多方面还处于落后水平，要接受新的东西，如何使用新的东西，还有一定的困难。最近老师同学下工厂的比较多，也能把工厂的实际问题带到自己的项目中，这样很好，能够把工厂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学校的攻关课题来解决。有些情况之下，与所谓的纯科研还有点距离，但是对工厂是有促进，对学校也是促进的。

　　在这里我有个体会，工厂需要一些高技术人才，但是更需要一些实用型人才。我在工厂和同志们说，学校里有很多高技术人才，社会上有很多高级人才，但是我们请不起。哪怕请他来了，在我们工厂待几年，也会老化、退化。因为我们工厂接触的东西，对于他来说只是一部分，如果要做完全科研性质的东西，在工厂里不多。高科技人才进来，做几年就退化了，我们也请不起，借用高校的这部分力量是最经济的。我们对学生的要求，希望只是比较全面，工厂里面随着机械化、自动化，分工比较细了一些，但是很细化的像学校把各门学科分的那么细化不可能，我们对综合人才的需求更大一些、广泛一些。作为专业人才，更加高层次的工作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但是对于工厂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类型的工厂，需要实用的人才更多一些，可以直接带来效益。但是很高级的请不起，请来后即不能出国留学，也浪费了他，耽误了他。所以在这方面，学校和工厂结合，就能够得到双赢、取长补短。

　　云南木材工业发展现状和前景

记者：您正在编写云南木材工业三十年的报告，您是如何看待云南木材工业发展现状和前景的？

廖兆明：我是受到赵维波高工（云南省生态设计院）的邀请，和他合作写云南木材工业三十年，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。回想起来，三十年前到现在，在写的过程中，感觉云南的木材加工变化很大。以前是在单纯的消耗资源，对木材做简单的加工，哪怕出口，也都是出口板材。现在发展很快，整个的木材加工水平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些简单的评估，能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最主要体现在硬件上，云南省几家大的木材加工厂，都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，像红塔、玉溪的几个中纤板厂，或是二次加工，及现在的刨花板，都引进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厂家的设备。但是，在软件方面跟不上，用好它、怎么消化它、更好的发挥作用，做的不够，导致我们省内虽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，但是创造不出最好的经济效益。关键问题，我个人认为，在软件上，在管理上层面。这个方面学校、高校有优势，如果把高校的优势与工厂这么好的先进设备（结合），这个平台将使云南的木材加工事业可以得到更高、更进一步的提高。

　　对青年人的期望和建议

记者：您对从事木材行业的青年人有什么期望和建议？

廖兆明：我希望和青年人在一起，跟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像计算机、我最先使用的U盘、玩游戏机，跟大家一起看足球、看NBA打篮球，都和年轻人在一起，都谈的很好，跟他们接触也比较多。大家都觉得，我们木材加工是一个比较平凡的行业，不像那些高科技的（行业），但是我这么想，在平凡的行列中间，也可以造就不平凡的人。木材行业虽平凡，但是关系着国家的民生，我们不是追求要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、有利于人民的人吗？在平凡的关系着民生的行列中，我们做出我们的贡献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、有利于人民的人。

　　同时，作为平凡的行业，但是发展潜力很大，现在木材行业在应用领域已经发展到与多学科综合起来，不单纯的是木材加工，包括生物的、化学的，很多……甚至怎么培养树木增长、怎么培养出更好的木材，……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干，无论是搞实业还是做科研，或是个人创业，在工厂进行技术创新或者做管理工作，都是有前途的。做一辈子木材人，是值得的。